中国经济大讲堂|如何打破“一放就乱,一管就死”的怪圈?

来源:中视金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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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店售假、虚假海淘、信息泄露、网络融资诈骗屡屡曝光。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,市场监管面临怎样的新挑战?什么是好的监管?什么是不好的监管?两者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?重量级嘉宾姚洋走进《中国经济大讲堂》,为我们深度解析。

     网店售假、虚假海淘、信息泄露、网络融资诈骗屡屡曝光。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,市场监管面临怎样的新挑战?什么是好的监管?什么是不好的监管?两者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?重量级嘉宾姚洋走进《中国经济大讲堂》,为我们深度解析。

嘉宾介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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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姚洋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、新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。曾经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。

     姚洋在《中国经济大讲堂》演讲时表示,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里是非常成功的,这离不开好的监管。姚洋在演讲过程中对好的监管和坏的监管的区别进行了分析。

20180822112305.png什么是好的监管?

姚洋用三个事例介绍了什么是好的监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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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F中国的汇率制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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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姚洋介绍,中国汇率制度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历程。第一个阶段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到1994年,我们是汇率双轨制,一种是市场汇率,一种是政府制定的汇率。目的是一方面要鼓励出口,另一方面要限制进口;第二个阶段就是固定汇率阶段,从1994年到2005年,我们计算过,固定汇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累计贡献大概是11%左右;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到现在,我们实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。“我自己的解读就是过去四十年来我们的汇率制度,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支持了经济的发展,同时也满足了我们一定的社会的目标。”

2F中国的资本项下管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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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姚洋指出,直到今天,中国仍然没有取消资本项下的管制。姚洋表示,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国际金融危机,这跟中国对短期资本的管制是高度相关的。中国曾经出现过资本的外流,但是由于资本管制,我们控制了资本外流的速度,把这个问题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。其它国家,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资本的自由流动,但最后一旦遇到了风吹草动,那结果是非常糟糕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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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姚洋举例说明:“我去美国读书,巴西同学告诉我说,要想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一定要到巴西去。为什么?巴西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每个月20%,你月初拿到工资,如果不花掉,月末20%的购买率会自动消失,所以巴西每个人都必须是很好的经济学家。卡多佐当上总统之后,把恶性通货膨胀抑制住了,他的声望非常高,结果莫名其妙。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它,索罗斯到处筹集资金,造成了巴西资本外逃,巴西雷亚尔狂贬。这时候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跟卡多佐说你应该学马哈蒂尔,把资本自由流动控制三个月。马哈蒂尔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,在马来西亚让资本三个月不准自由流动,所以马来西亚是受到影响最小的。但是卡多佐回答,巴西不想堕落为亚洲的三流国家。克鲁格曼的回答也是非常地尖刻,都快死掉了还有什么自由可言。阿根廷在这之前也是恶性通货膨胀,它采用了一个所谓联系汇率制度,实际上把自己本国的货币比索美元化,是固定汇率,一下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,政府不能乱发钞票了,通货膨胀没了。但是它的出口基本上只有一个国家,就是巴西。巴西的经济一垮掉,阿根廷的经济也跟着垮掉,它的外汇来源就不足了,尽管它的政府负债很低,可是比索就是支持不住了,要贬值,大家开始挤兑。阿根廷发生危机是在2001年年末,从12月20号到下一年(2002年)的1月1号换了五个总统,止不住了。所以发展中国家,短期资本的流动实际上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。”


3F中国的劳动保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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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中国1995年出台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,姚洋认为,那个时候出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,执行的条件是不太成熟的。其中有两方面原因:第一、当时国人的收入水平还很低,发展是第一要务,如果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,其中一部分企业会受不了;第二、剩余劳动力非常多,工人为了工资跳槽频繁。这导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的执行一直比较差。2008年,又出台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,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整个人口状况还有经济状况已经有所不同。我们开始出现了用工荒,劳动力紧缺,劳动工资大涨,新一代的工人也进城了,他们的意识和老一辈的工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的企业在上一轮的经济增长里,财富、能力已大大加强,他们对这种比较严格的劳动标准的承受力也增加了。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颁布之后,过去这十年执行是越来越好。所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告诉我们,立法一定要跟经济和社会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,不能过早,过早就无法执行。”

20180822112305.png20180822112305.png20180822112305.png20180822112305.png什么是不好的监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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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在《中国经济大讲堂》演讲过程中,姚洋例举了发生在身边的监管不当的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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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姚洋指出,小区的停车问题表现出监管的重要性。他所在的小区是北京开发比较早的小区,当时是按照1:1.2来设计停车位,基本满足了住户的需要。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,小区车辆越来越多,停车位就不够了,出现乱停乱放的行为。直到出现了一名收费员,才改变了这种状况,大家按月给他交钱,有人管理,车辆停放变得井井有条,但当收费员离开后,又没人管理了,大家又开始乱停了,导致早晚高峰堵车严重。“收费人的离开是因为他乱收费。我们国家有一个法律,小区道路不能用作收费停车场,也就是说应该免费停车,可是免费的东西就会供不应求,它就会产生我们经济学家叫什么?租金就是价格,大家就会去竞争那个租金。收费人来收费,他拿走了租金,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建立了一种产权,我们交了费的人就应该有个停车位,那些没交费的他在某种意义上就承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权,他不会来乱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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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姚洋表示,知假买假也是导致不好的监管的原因。“拼多多创造了上市的奇迹,可是这个拼多多它卖的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。王海打假打了十几年,去年不能打了,但是我们要想一想,那些造假货的,如果没有人去监控他们,这个损害到底有多大?知假买假是不是就是他内心就是恶的。就像王海其实一开始,也不是说带着这种恶意去的。我们想要的那种社会结果和这个道德问题,能不能唯一地用道德作为标准来评判这些监管,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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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姚洋在演讲时阐明了他的观点,好的监管和坏的监管之间,需要理性的思考,做到理性,监管就会做得比较好。